土耳其政變前後，土德之雙邊關係比較
(2018.1 政大外交系 <比較外交>課堂報告)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發動軍事政變，但為期一天不到就政變失敗，成為國際鬧劇，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Erdogan)卻因此掌控大權，削弱軍權，試圖走向獨裁之路。土耳其更在2017年4月16日修憲公投，讓議會制的土耳其改為「總統制」，削去「總理」職位，讓總統擁有解散議會權力，並可參選未來兩屆總統大選，任期可延長到2029年，讓埃爾多安走向獨攬大權之路。此次土耳其修憲公投，土耳其甚至鼓動在荷蘭與德國的土耳其海外僑民舉行造勢活動，此舉令西方國家大為不滿。（孫超群，2017）德國幾個地方政府拒絕了埃爾多安的幾個造勢活動，讓埃爾多安大為光火，並且臭罵歐洲是「法西斯主義者」，並罵德國總理梅克爾(Merkel)為「納粹」（Nazi），掀起外交口水戰，也開始了土德交惡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戴衛達， 2017）
首先，德國與歐盟多次批評土耳其處理政變的手段違反「人權和法治」，德國在2017年5月批准了414名政變嫌疑之土耳其人的避難申請，讓土耳其大為不滿，指責德國庇護「恐怖份子」。接著因德國多方阻撓埃爾多安在德國的造勢活動，埃爾多安大罵梅克爾為「納粹」，7月土耳其在境內拘捕了德國人權份子，8月德國大選時埃爾多安表示梅克爾是「土耳其的敵人」，號召德境內的土裔不要支持梅克爾，利用德境內廣大的土耳其移民挑起事端。德國對土耳其的回應除了將旅遊警示升級，表明土耳其不再安全，德綠黨領袖厄茲代米爾(Cem Ozdemir)批評埃爾多安是「綁匪」。另外土耳其拒絕德國議員探訪柯尼亞基地，德國也開始態度轉為強硬，於7月9日決定正式撤離在土耳其的空軍基地，轉而駐紮約旦。兩國在土耳其政變後，埃爾多安將權力擴大到頂峰時，關係降到冰點。兩國一系列外交吵鬧紛爭，其實都跟土德長久以來的歷史恩怨有關。（祝蘭，2017；鄒志強，2017；戴衛達，2017；Webber,2017）
本文將探究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政變前後，土、德雙邊關係的變化。
一、土、德的歷史淵源與雙邊關係
（一）二戰後德境內有大量的土耳其移工，兩國關係因此糾葛不清
戰後歐洲出現大面積的勞動力緊缺狀況，英法等國可從原殖民地取得勞力，但德國沒有殖民地，其外籍勞工由鄰近的土耳其招募。相較歐洲天主教勢力國家，德國基督教新教與傳統天主教敵對的背景，使得德國對伊斯蘭背景的土耳其穆斯林移工較為寬容，因此德國境內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至2017年，德境內的土耳其移民大約有300萬人。（鈕松，2010；戴達衛，2017）
土耳其移工對德國的經濟成長所需的勞動力提供了貢獻，但土耳其移工至今仍有無法完全融入德國社會的問題，又因為德國的移民政策，導致在土耳其視為非法的的庫德族工人黨（PKK）滲透德國，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又對庫德族人有人道上的支持，導致二國常因移民問題時好時壞。（戴達衛，2017；宋全成，2004）
（二）土耳其是否能入歐盟，德國少不了關係
從凱末爾的全面西化開始，凱末爾就先建立了土耳其史觀。為了拯救因鄂圖曼帝國的戰敗迫使土耳其被鄰國瓜分之恥辱，凱末爾認為只有西方文明、全面西化是惟一拯救土耳其的方式。爰此，「認同」西方文明的價值便成了凱末爾外交政策的軸心，也因為認同西方文明，土國與歐美國家產生積極的「主觀互動」。土耳其還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西方成為軍事同盟。整個冷戰時期土耳其全面倒向西方，也是寄望於西方文明能快速改變土耳其。而土耳其在申請入歐盟過程中所有的規範、規則、社會實踐等都必須符合歐盟所訂，包括民主規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也都必須在歐盟所規範的標準下受到監督。（范盛保，2016）而歐盟的領頭羊，即是德國。因此土耳其是否能入歐，與德國的態度脫不了關係。
（三）敘利亞內戰後，難民問題使的土、德關係更不可分
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崛起、葉門內戰等近年來的中東戰亂，導致大量的難民湧往歐洲，導致難民潮成為國際問題，而歐盟也面臨了嚴峻的挑戰。
歐盟先前已飽受歐債危機，再遇難民問題，無疑是雪上加霜。即使是德、法等大國經濟發展也困難重重，中小型國家尤其是東歐、南歐諸國，經濟增長更是乏力，歐洲人面對不斷下跌的工資與社會福利，誰還願意與難民分一杯羹？
然而此時土耳其與歐盟達成協議，2016年3月，在梅克爾的推動下，歐盟與土耳其達成難民協議。土耳其協助歐盟解決困擾歐洲已久的難民潮問題，歐盟則給予土耳其數十億歐元的援助，並承諾土耳其在滿足「72項條件」的前提下，加快土耳其公民進入歐盟的簽證自由化進程。這在土耳其與歐盟關係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當土、歐達成難民協議時，可謂是近期兩國關係最好之時，因此土耳其在控管難民進入歐盟議題上，土耳其等同於掐住歐盟的咽喉，擁有談判的籌碼。
（謝婷婷、黃日涵，2015；中青在線，2017）
综上，土、德的雙邊關係傳統上是相互需要，雖在某些議題上有分歧或小摩擦，但大多是合作多於摩擦。德國需要土耳其的移工勞動力，以及土耳其在北約(NATO)、難民議題上的相互合作；而土耳其也需要德國支持其入歐盟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兩個國家在達成難民協議時，關係達到合作的最高峰。
二、土耳其的「戰略深度」外交思想與「零問題」外交政策
土耳其一向以較溫和的世俗化伊斯蘭、凱末爾主義與民主制度著稱。埃爾多安剛上任時的外交政策以外交部長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glu)的「戰略深度」(Strategy Depth)的外交思維為主。以土耳其曾經為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輝煌歷史為基礎，認為土耳其不應僅為東西橋樑的樞紐，而應追求成為世界中的一級，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與鄰國以「零問題」原則來代替「零和」。在凱末爾時期，土耳其就放棄了大鄂圖曼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建立一個世俗化且睦鄰的伊斯蘭政權。「零問題」原則，是承襲傳統土耳其睦鄰的基礎，與鄰國建立多維度、多邊的友好關係，並改變冷戰時期土耳其「一面倒親西方」的態度，一方面以北約(NATO)盟國身分與美國、西方保持關係，一方面向東調整加強與敘利亞、俄羅斯、中國等國的關係，以補充單一親西方的政策。（鄭東超，2012）
但「零問題」外交政策隨著中東局勢劇變，土耳其高估自身的實力定位，干預阿拉伯之春、敘利亞等中東問題，被認為具有擴張色彩使中東動盪加劇，且土耳其境內反過來受中東亂局影響，使國內庫德族獨立問題日益嚴重。土、美且在打擊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土、歐在接受難民政策上利益尚有分歧，與西方有摩擦。「零問題」外交政策的多元主義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導致土耳其對東西方外交同時失利，在外交上產生孤立。（李游，2017）
加上隨著以德國為核心的歐盟，不斷阻擋土耳其入歐盟，總以土耳其未達「哥本哈根標準」為由，拒絕土耳其入盟，讓土耳其入歐之路長久受挫，土耳其對西方也日益失去耐心。對土耳其而言，申請入歐（包含歐盟前身的歐洲共同體與歐盟）60年未果，算是奇恥大辱，土耳其慢慢不受歐盟標準指揮，不再當歐洲的「小兄弟」，而想與歐洲爭平起平坐的地位，埃爾多安領導的土耳其，也慢慢走向傳統保守伊斯蘭主義的回頭路。（鄭東超，2012；周戎，2017；李游，2017）
三、德國梅克爾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對土耳其入歐盟的態度
梅克爾在第一、二任時期，外交政策都是以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加強西方同盟的共同價值為主要路線。另外對「挑戰者」如東方的亞洲國家包含中國、土耳其等等，除了擴大合作領域，但也堅持用西方的價值觀向亞洲國家施壓。在2007年10月，梅克爾所屬的政黨基民盟(CDU)通過了《亞洲—德國和歐洲的挑戰和機遇》文件，該文件指出：「與日益自信的亞洲打交道的正確方法是要堅持我們的價值觀和理念。」德國外交的價值觀是立足於人權、民主、自由等西方價值觀上，對德國來說，若與其價值觀相違背的都應當指責。（朱瑞清、張健，2016）
而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在土耳其申請入歐盟這條漫漫長路上，始終以西方的價值觀來審視土耳其入歐的條件。歐盟拒絕土耳其入歐總是以土耳其未達「哥本哈根標準」、庫德族問題、人權問題、塞浦路斯問題及土耳其與希臘間的政治關係等為理由，將西方價值觀加在屬於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土耳其身上。
在期刊《德國研究》中＜德國新政府在土耳其入盟問題上的立場＞一文，也指出了德國的執政黨的基民盟表示：「歐盟『建立在共同的價值和(受到基督教、猶太教、古典时期和啟蒙運動决定性影響的) 歐洲的人的形象』,『人』的基督教形象,作為歐洲共同遺產的組成部分,對歐洲認同是重要的。即使在全球化时代裡，它仍然是歐洲共同未來構建的基礎。」在野黨的基社盟亦指出，「基於土耳其不具有歐盟成員國共同擁有的文化與歷史根源, 因此基社盟拒絕土耳其加入歐盟。」因此，即使土耳其努力西化，但宗教文化因素也是阻擋土耳其入歐盟的重要原因。（鄭春榮，2010）
另外，以德國在歐盟的主導地位角度來看，其實德國擔心土耳其的加入會威脅德國在歐盟的主導地位。根據歐盟的表決機制，倘若土耳其入盟，土將會成為歐盟中的第二大國家，將會在歐洲議會、委員、理事會等立法和執法機構佔有眾多席位，在制定歐盟共同政策時將會成為歐盟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加上土耳其的親美政策和美國對土耳其的大力支持，歐盟國家擔心土耳其的加入勢必會強加歐盟中的親美力量，使美國因素滲透歐盟，影響歐盟的獨立自主性，這是德國與法國等歐盟主導國所不樂見的。（胡傳明、甘小明，2014）
綜上，埃爾多安上任後，土耳其「戰略深度」、「零問題」的外交政策承一方面襲國父凱末爾的親西方政策，一面調整加強對東方的關係，強調多邊主義；而德國梅克爾的外交政策則是強調西方價值，對土入歐盟的態度仍以嚴格的西方標準審視。而近年中東局勢紛亂，土耳其反過來受影響，以及土入歐的議題，讓土耳其的政策慢慢有了轉變。
四、土耳其政變以及埃爾多安逐漸走向傳統伊斯蘭路線
遙遙無期的入歐盟前景似乎使土耳其耗盡了耐心，這種形勢，最終導致土耳其出現政策轉向。土耳其國內入歐僵局和疑歐主義的影響，土耳其的親歐政治力量出現改革停滯現象。埃爾多安執政後，土耳其的「再伊斯蘭化」進程速度加快，政府自2002年至今興建了17,000座清真寺，還實施偏向宗教學校的教育制度，10年內，宗教學校的學生增長了10倍之多。土耳其共和國的制度也遭埃爾多安及其政黨AKP削弱，世俗主義弱化，威權與伊斯蘭主義日漸抬頭。埃爾多安也在2008至2011年間內大規模洗清軍隊高階將領。因對埃爾多安日漸走保守伊斯蘭路線及削弱議會、司法及軍政的做風不滿，軍方遂於2016年7月發生了軍事政變。但軍事政變短短一天內即告失敗，埃爾多安以清洗軍政體系為由權力空前強化，導致土耳其伊斯蘭民主模範典範作用的喪失，也惡化了土耳其與西方的關係。（李游，2017）
在埃爾多安弱化凱末爾的世俗伊斯蘭、日漸走保守伊斯蘭及威權路線下，德國為首的西方大力抨擊土耳其的人權、民主議題。2016年6月時，德國國會下議院聯邦議院（Bundestag）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案，把1915年鄂圖曼帝國軍隊屠殺亞美尼亞人事件定調為「種族滅絕」。
安卡拉當局承認許多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在與鄂圖曼帝國軍隊衝突時遭殺害，但是否認有數十萬人遭殺害，不承認有徹底消滅亞美尼亞人的有組織行動，也不承認鄂圖曼帝國曾下達此類命令。而德國的此項決議，引起土耳其的強烈不滿，土耳其立刻召回駐柏林大使以表示抗議，土、德兩國關係產生摩擦。（土女時代，2016；中央社，2016）
又土耳其政變後，土耳其參加北約(NATO)的海外演訓、訪問、展視的次數就大幅減少。好不容易土耳其重新參加NATO的演習，卻遇上包商將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及埃爾多安列為「敵人」，讓土耳其大怒，揚言要退出北約，即使北約最高指揮官三度道歉，但土耳其與西方的摩擦越來越大（Webber,2017）。接下來土耳其政變後埃爾多安舉行修憲公投，與西方及德國產生了更大的嫌隙。
五、土耳其政變後土、德關係降至冰點
土耳其政變後，埃爾多安強化己身權力，削弱議會權力，2017年4月舉辦修憲公投改為總統制，此舉被很多觀察家視為土耳其背離民主的最後一根稻草。當埃爾多安將眼光放在海外大票倉德國與荷蘭時，鼓動海外土耳其僑民參與選舉，並欲至荷蘭、德國舉行造勢時，卻引起西方的不滿，拒絕了多為土耳其高官入境舉行造勢活動。德國還做出了針對外國政治人物在德進行競選相關活動的釋憲釋。德大法官指出，由於他國元首在德國境內的政治行為，涉及德國外交政策與主權問題，是故，他國元首及政府成員無法單邊行使「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s），無法逕自決定在德國境內進行與其官方職能相關的政治活動，必須經得德聯邦政府判定許可。
原本土耳其對政變事件，歐盟與德國等國未在第一時間表態聲援，儘有俄國表態已經很不滿，加上德定位「亞美尼亞屠殺為種族滅絕」，對於西方的拒絕， 埃爾多安新仇舊恨一次湧現，大罵梅克爾為「納粹」(Nazi)，土耳其的右翼小報《太陽報》封面還登出了梅克爾著納粹軍裝相，攻擊梅克爾為「女希特勒」並辱罵梅克爾為「德國的醜大媽」。另外土耳其也在難民協議上大做文章。土耳其外長多次暗示有意撕毀該協議，而土國內政部長則更具體地威脅歐洲國家，說土耳其可能每個月把1萬5,000名的難民送往歐洲，「讓你們驚訝一下」。除此之外，土耳其也拘捕了德國維權人士。
對於土耳其情緒性的發言，德國政府也從原先的「冷處理」開始轉變立場；總理府秘書長表示：「我們無法容忍納粹比喻以及其他荒唐的譴責...土耳其總是非常重視他的國家尊嚴不受侵犯，但德國可也有尊嚴！」並且批准了414名政變嫌疑之土耳其人的避難申請，讓土耳其大罵德國「包庇恐怖份子」。德國並且還揚言要撤銷對土耳其的投資。雖然德國對土耳其的投資金額並不高，但土耳其的外國投資資金75%來自歐盟，只要德國下重手，土耳其還是會吃不消。在7月份時，德國更是撤出土耳其的空軍基地，兩國外交爭吵不斷。（戴衛達，2017；Webber,2017；陳婉喻，2017）
接下來2017年8月德國大選時，基民黨的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與社民黨的候選人舒茲（Schulz），還為了「土耳其問題」大力開火。舒茲大力提議凍結土耳其的入盟之路，梅克爾也一度鬆口對土入盟有疑慮。顯然土耳其已成德國內政與外交的問題。而埃爾多安也企圖於德國大選時影響德境內的土裔選民，以投票「教訓土耳其的敵人」。（轉角國際，2017；中央社，2017）德回應也將土耳其旅遊警示升級以表不滿。
土、德兩國關係從土政變後降至冰點，甚至在2017年7月的G20峰會中，梅克爾與埃爾多安的互動也未見好轉。一直至2017年11月，德國外長在土耳其的Antalya度假與土耳其外長會談，才稍稍緩解了2017年整年度來的兩國外交緊繃。（中國新聞網，2017）
六、結語
土、德兩國在歷史與地理上相互需要，德國需要土耳其的移工提供勞力，並需要土耳其在北約(NATO)與難民議題上互相合作；而土耳其需要德國支持土耳其入歐盟以及西方的資金以提升國力，兩國淵源甚深。但隨著土入歐長期被拒，埃爾多安日益走向保守伊斯蘭路線，造成土耳其政變。政變後埃爾多安攬大權，肅清政敵，被德國為首的西方認為違反人權、自由、民主，兩國嫌隙漸大，導致2017年一系列的外交風波，兩國幾乎撕破臉。隨著2017年11月兩國外長渡假外交會晤，才稍稍緩解兩國緊張關係。有學者評論土耳其的「零外交」政策不但未達到「零問題」，還變成「零朋友」。總結造成土、德關係僵化的因素，土長期被拒入歐盟是一大因素，其中很大實際原因其實為「宗教因素」，爾後土耳其政變，加速了兩國的關係惡化。未來土、德兩國仍是在眾多議題上彼此需要，但仍有心結與分歧。
參考文獻
- 中文論文、期刊
- 李游，2017。土耳其未遂政變後埃爾多安內政外交的調整。國際關係研究，2，66-84。
- 鄭東超，2012/9。論土耳其埃爾多安的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5，71-84。
- 鈕松，2012。德國中東政策與歐盟中東政策的互相影響。德國研究，12-17。
- 宋全成，2004。德國移民問題與無移民政策的移民國家。齊魯學刊，1，152-156。
- 鄭春榮，2010。德國新政府在土耳其入盟問題上的立場。德國研究，2，21-26。
- 胡傳明、甘小明，2014。歐盟“東擴”與土耳其入盟道路前景評析。南昌大學學報，1，51-55。
- 范盛保，2016。土耳其史觀的外交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97-115。
- 謝婷婷、黃日涵，2015。國際移民視角下的歐洲難民危機研究。中國與國際關係學刊，2，83-96。
- 中文書報、雜誌
- 周戎，2017。土耳其與歐盟分道揚鑣。智庫時代。
- 朱瑞清、張健，2016/8。梅克爾的「德式」外交風格。域外觀察，104-105。
- 新聞、政論
- 孫超群，2017/7/19。＜贏得群眾歡呼 埃爾多安的獨裁之路＞。香港01博評。取自https://www.hk01.com/01%E5%8D%9A%E8%A9%95-%E6%94%BF%E7%B6%93%E7%A4%BE/105882/-%E5%9C%9F%E8%80%B3%E5%85%B6%E6%94%BF%E8%AE%8A%E4%B8%80%E5%91%A8%E5%B9%B4-%E5%8D%9A%E8%A9%95-%E8%B4%8F%E5%BE%97%E7%BE%A4%E7%9C%BE%E6%AD%A1%E5%91%BC-%E5%9F%83%E7%88%BE%E5%A4%9A%E5%AE%89%E7%9A%84%E7%8D%A8%E8%A3%81%E4%B9%8B%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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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在線，2017/9/5。＜德國大選辯論讓土耳其「躺槍」：入盟之路更難了＞每日頭條。取自：https://kknews.cc/zh-hk/world/ynzjy6b.html#.WkNKJC33iKU.facebook。最後查閱時間：2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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